（背景：昨日傍晚接到学校的短信通知，要求我们在11月4号之前都要交一篇以“怎样做学生满意的教师”“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或“怎样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为主题的论文。这真是可笑，明天就是11月4号了啊，难不成要我们今天全都不要上课不用备课了吗？我本来还不想写的，但是越想越觉得要写，于是在22：30之后坐在电脑前，敲下了下面的文字）
这几年，我们总是听到周围的人在说，中国的教育要改革。怎么改？我想，任何一项改革都是需要明确的方向与目标的。过程可以艰辛，方式可以摸索，但方向是不允许迷茫的。否则，教育改革就会成为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那么，什么是方向？我认为，方向就是一种观念。人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是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区分开来的呢？美国著名的剧作家悉德·菲尔德认为，“把我们区分开来的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人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其实教育也逃不开这一点。观念不与时俱进，组织再多的活动，进行再多的教学交流，都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
现在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观念？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大。但其实就像曾子用“忠恕”二字就总结了孔子的学说一样，任何大道理都是可以化解为最简单的陈述的，最主要的是能抓住关键。我不认为中国教育的关键在教育部，因为我绝不相信教育部号召大家都要树立某某教育观念，于是全国的老师们就如同电脑软件在线自动升级一样自觉更新成某某观念了。教育观念的最终落实者就是教师。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就可以转换化成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师？
让我们把眼光投向芬兰。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义务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向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梁文道先生在谈及芬兰的教育时曾这样介绍过：“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尤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再对比一下我们周围吧。我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名校还是普通中学，都会有一批综合素质很高的教师。但哪怕就是这个优秀的群体，也不可能做到像芬兰的教师那样，具有学者的风范。为什么？因为他们其中的大部分要靠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所以稳定是第一位的。而稳定又和教学成绩极其暧昧地牵系在一起。这种现状导致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放不开手脚。但是改革需要的恰恰就是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甚至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是有谁又可以抛开那些考核与评估，不理睬那些应付式的表格与论文，不参加那些浪费生命的无聊会议，全身心地投入到提升自我的专业素质上面去呢？一开始是觉得大环境使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当时间与空间逐渐紧缩，当他们意识到如果我“任意妄为”即会成为这个学校的“异类”，最后残留的那一点点“心”也会迅速泯灭的。更不用说那些只把教书当成维稳的工具，一心扑在砌长城和赚外块身上的同仁们了。我相信他们刚踏上这三尺讲台的时候，都是壮怀激烈想要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否则当初也不会选择这个职业。或许是他们早已看透这一切，于是干脆选择一种自我麻醉的生活方式。你教育部发文明令禁止也好，你学校三番五次强调也好，我依然我行我素。谁说我们周围缺少大无畏精神的人呢？可惜这么宝贵的一种精神，却用在了另一条途径上。
我是要责怪这些老师吗？错。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相信这不是他们最初的梦想。而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一定是因为他们的梦想早已被现实磨得粉碎。一颗梦想的种子要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需要的是阳光空气水分和土壤，缺一不可。那我们的老师们拥有多少呢？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回答了。看看我们目前的工作状态就知道，在一线工作的教师能有多少的空间去提升自己？暑假的时候，真的有充足的时间去大学进修吗？有几个老师真正休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肯定是要用来安排旅游或休整的，不然就算身体撑得住，心灵也是要忍受极度煎熬的。有的奥赛培训老师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这一届的还没毕业就已经开始接下一轮的新生培训了，哪还能去进修？再比如，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学校会怎么看？有多少老师是自己真正喜欢学习而不是被评职称的形势所逼要去弄个教育硕士的？在这种状态下喘息的老师们能培养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吗？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又是何其的聪明。德国的小说家君特·格拉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任何一种艺术作品，不管它是一段音乐、一本书、还是一幅画，它都是发散性的，都不存在一种有用的“应用理论”。试想一下，如果课堂上只是填鸭式的教育，规定只有一种阐释——通常就是教师的阐释，就会造成学生将注意力转向“修饰”，“修饰”一包含于其中，就会把他们教育成投机主义者，他们会努力去听出教师的话外音，揣摩教师想听到什么答案。他们就会完全放弃自己对于一幅画或者一本书的诠释——其实这种诠释甚至完全可以是很疯狂的——而只是围着教师转。这不是教育的目的。这种教育观念之下，绝对培养不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不要幼稚地认为老师这个环节出了问题，那问题就在老师身上。就好像不要看见一个人鼻子流血了，就断定他是自己没调养好身体。有可能他身体健康但是天气太干燥，甚至也很有可能是被人撞了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健康和未来，已经是内忧外患了，千万不要再对自己人苦苦相逼。学校的管理一定要有底线，要让从业者透气，要不断改革，让从业者看到进步，不能把友人逼成敌人，不能把理想主义者逼成现实主义者。但现在不幸的是，新的挑战出现了，而且这个挑战更大，就是学校的生存与竞争的压力，为了生存，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往往用尽各种方式把自己人逼得苦不堪言。中国的教育多年来扭曲得厉害，不断地突破底线，而且看这势头，今后会越演越烈。
于是老师就成了直接受害人。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但偏偏我们的未来并不容乐观。我们和教育事业本身都需要进步，如果只有从业者进步而教育改革停滞不前，有能力的人会——失望地离开这个行业。但如果教育改革进步很快，而从业者（包括老师和管理者）不进步，改革是无以为继的。这是一个悖论，而我们中国人似乎一直就是在悖论中督促自己进步的。
